假如中共倒台, 香港.......... [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 ]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17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317/19079435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日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分析，中國共產黨走向「終局」已經開始。弔詭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努力集權推行改革，但卻可能成為他被推翻的一個原因。他觸動了太多既得利益，但又無力延續強勢統治。沈教授提出的，不單是關乎習近平會下台，更是中共一黨專政會終結。他更預言結局會有可能相當混亂與暴力。
這種由外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說中共快將解體的預言，從來不缺，但這些預言到現在為止還未應驗，故也不是有太多人會認真看待。我也不想評論沈教授的分析有多大的說服力，但我姑且在這裏做一個單純的思考遊戲，假設中共的專政真的會在習近平任內結束，對香港的發展有甚麼影響呢？先旨聲明，這只是一場「跳出框框思考」的遊戲，我無意要搞港獨、自決或威脅國家安全。
香港的新局會是如何，就必先要看中共的終局是如何。這裏有幾個按着人性、歷史軌迹及常理得出的猜想。
一、習近平被推翻後，由中共黨內另一派系及人物掌權，仍能繼續維持中央集權的體制。但這情況是難以持久，因以黨內政變去推翻執政集團，是在胡耀邦及趙紫陽後未出現過，且那時有鄧小平掌控大局，故嚴格來說已有三十多年未出現過因黨內派系鬥爭致執政集團倒台的情況。這也即是說中共辛苦建立起的和平權力轉移制度，每任十年的常規被打破了。這會產生極其惡劣的政治後果。
這新的執政集團必會更加嚴格控制黨內的不同派系，以防止相類似的政變再次出現。習近平會倒台就是他過於強勢，觸動太多既得利益，新執政集團進一步箝制黨內外不同政治力量，必觸發更多利益衝突。另外，習近平起碼是以打擊貪腐為由去打擊各利益集團，但新的執政集團很可能就是害怕被習近平消滅的貪腐集團，在被消滅前絕地反擊。故在他們奪得政權後，貪腐很大可能會更加惡化。因此，即使習近平被推翻後中共不會即時解體，但這解體終局還是會出現，最終也會走到以下第二種終局的情況。
二、習近平被推翻後，再沒有任何一個黨內派系能掌控全局。按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迹看，在中央集權結束後，必會走向地方割據。各地方的軍頭結合地方的經濟集團和盤根錯節的地方利益集團，會在各地組成不同的政治實體。這些地方勢力集團之間會否出現武力甚至軍事衝突，難以預料。真的出現內戰，那就會重複中國歷史的規律，群雄逐鹿，直至有一個武裝力量能擊敗所有其他的地方勢力統一全國，再次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但那已必不再是由中共來專政的體制了。一與二的結局是一樣，只是中共解體出現的時間會有三數年的差異。
三、但經歷過上世紀軍閥割據令國家陷入分裂的教訓，在中共倒台後，中國人會否變得聰明一些，能看到合則眾利，分則眾害的道理呢？各地方勢力會否在不放棄地方已成為具有自主力的政治實體的前提下，盡可能維持國家統一呢？這樣的機會雖然微小，但若真的能做到，那麼中國在中共解體後，經過一段時間地方勢力抬頭及全國不穩後，中國是有可能走向聯邦共和的。若能建立起中華聯邦，中國就會走一條很不同的路，會是一條更穩定、更和諧、更繁榮、能讓人民有更好生活的道路。
四、上述三個猜想都是假設中共必然走向解體。但在第四個猜想下，同樣機會是很微細，習近平或其繼任者能洞悉這大趨勢，在中共解體前，成功推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以憲政替代一黨專政，讓權力受制衡及權力轉移可以有序進行，那麼中共或許還能繼續統治中國一段時間，直至有新的政黨在憲政之下，成長至有能力管治國家及在選舉中成功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
面對上述不同的局面，在香港出現的新局也必會有異。在一及二，國家會陷於分裂的狀況，香港也難獨善其身。若中國分裂為不同地方政治區域各有其武裝力量支持，那麼香港很大可能會被包括廣東省的南方政治集團所兼併。處此國家分裂的狀況，也不要寄望這南方政治集團的領袖會容讓香港人可享有真正的自治自主。可能為了爭取國際社會的好感，他可能會延續之前的安排，讓港人有名義上的自治，但實際上仍是會安插他能信任的人管治香港，作他駐港的代言人。到國家經歷長年內戰而重新統一，新的政體也很大可能是專制的政體，雖不再是中共專政，但仍會是由贏得最後勝利的政治集團專政。因此，香港的前景是同樣悲慘。
香港唯一的機會能脫離這政治宿命，就是國際社會介入。因香港是國際都會且有殖民地的歷史，若得到國際社會強力支持，南方政治集團如仍與其他政治集團陷於苦戰中，或許自顧不暇，只要不對它構成威脅，甚至能對其帶來政治利益，港人或能行使民族自決的權利，實現真正的自主，建立起本身的憲政制度。簡單說，在符合特定條件下，香港可能會走向獨立。不過到中國重新統一，香港能否維持獨立，就難以預料。
若能出現三的局面，全國會走向聯邦共和，香港應很自然會成為中華聯邦的其中一個地方政治單位。中華聯邦的其他成員會否以民主選舉選出他們的政治領袖，因各地區發展不平衡，故未必在初成立時就能立即實行得到。但以香港的政、經、法的發展程度，香港在中華聯邦下所享有的地方自治權，應不難建立起民主的體制。香港的民主實踐應能在中華聯邦走向真正的憲政，扮演積極的角色。
如果能出現四的局面，香港很大可能在中共賴以自救的政治改革中，成為政改的實驗場。因香港在法治及憲政的發展上已先行於中國的所有其他地區，故在香港推行全面及真正的民主普選制度，會是相當合理的安排。香港的經驗可以用於中共改革其他地方管治制度以至全國的管治體制。
上述這些，可能只是空話一場，因中共解體或許只是一些人一廂情願的想法。不過，也沒有人能絕對排除此可能性。在此時刻，把中共解體後香港會是怎樣這問題，單純作為一場思考遊戲，應也是無傷大雅罷！難道這就觸犯了二十三條？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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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這中共倒台論, 本土派教主陳雲已提出, 戴耀廷衹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 更早的還有輪子, 自從在江總任內被定性為邪教逐出中國土地後, 輪子便不斷的宣揚中共崩潰倒台之日不遠, 可這麼多年過去了, 中共還屹立不倒, 真不明教主李洪志是幹啥的, 以他的神通廣大, 衹要動一動手指頭, 中共領導人便會死於非命, 共產黨政權便立時崩潰, 為何這麼多年李洪志還不出手, 唔明?
早在去年初, 陳雲便在他的個人網誌指 " 中共倒台之日不遠, 各位臥底好自為之。中共倒台之後, 由於主權國不再存在, 香港廢除《基本法》若干條款之後, 進入城邦獨立狀態, 由美國及英國軍事保護。期間, 中共政要及商家鉅子將在香港落腳, 遙控大陸。香港城邦政府將要求中共交出在港府各機關及民間組織潛伏之共黨線人之檔案, 以便肅清匪類。屆時, 香港依照美方的協商而設立軍事法庭或人民法庭, 在香港或海外審理案件。故此, 三年以來, 我不時呼籲在港之共匪, 包括左膠及輿論寫手, 及早回頭, 及早自行離開香港。《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乃我的大慈悲" ,
而一些政治人物及港大學苑負責人在公開場合亦以此為據, 指中共若倒台, 港淘何以自處, 故有必要推動香港獨立,
戴耀廷現今不引陳雲的理論, 卻引入 " 外援 ", 引述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 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指 " 中國共產黨走向終局已經開始, 習近平推行改革可能成為他被推翻的一個原因, 因為他觸動了太多既得利益, 但又無力延續強勢統治 " , 沈教授提出的不單是關乎習近平會下台, 更是中共一黨專政會終結。
沈大偉雖然聲名顯赫, 但西方國家並不止他一個中國問題專家, 而這等專家對中國的 " 認識 " 往往是昧於現實, 感性凌駕於理性, 當年香港回歸, 亦曾有媒體指 " 香港已死 ", 但香港回歸18年, 至今還死不去, 但令人擔憂的, 是現時的政治形勢, 香港不會死於共產黨之手, 卻大有可能死於泛民政治黨團議員之手,
這等人士自回歸後不斷阻撓干擾政府的施政, 梁振英上台後更變本加厲, 在立法會 " 拉布 ", 對議會功能造成障礙, 癱瘓議會及阻延法案的通過, 已對部份基建工程計劃造成延誤, 令造價不斷因延誤批出而上升, 涉及增加的公帑達致數以十億計, 泛民政治黨團議員更卡著政府的撥款申請, 前此曾造成政府對公眾服務的資源緊張, 險些要縮減甚或暫時關閉一些公眾服務, 長此下去, 香港不是死於共產黨, 而是死於泛民政治黨團之手,
戴耀廷撰文指 " 中央集權結束後, 必會走向地方割據 ", 指 " 那麼香港很大可能會被包括廣東省的南方政治集團所兼併 ", " 香港唯一的機會能脫離這政治宿命就是國際社會介入 " , " 港人或能行使民族自決的權利, 實現真正的自主, 建立起本身的憲政制度 ", " 在符合特定條件下, 香港可能會走向獨立 "。
整篇撰文都是以中共倒台作為香港獨立的基礎, 但中共可能會倒台嗎? 世事無絕對, 但看不到在短時間內會發生, 同時, 內地同胞經過十年浩劫, 現時國家的經濟攪上去了, 生活素質比諸從前有大幅的改善, 是否會支持地方獨立, 回到地方割據, 產生戰亂導致民不聊生的亂象成疑, 得不到同胞的支持, 地方獨立可能成事嗎?
沈大偉的 " 中共倒台 " 論基礎是習近平推行改革觸動了太多既得利益, 可能成為他被推翻的個原因, 但戴耀廷結語卻指 " 香港很大可能在中共賴以自救的政治改革中成為政改的實驗場 " , " 香港在法治及憲政的發展上已先行於中國的所有其他地區 ", " 香港的經驗可以用於中共改革其他地方管治制度以至全國的管治體制 ",
沈大偉的論據與戴耀廷的論據根本上是兩個不同的範疇, 沈大偉的論據指的是內地的政治改革, 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不同, 更忽略了經濟改革帶來的政治效益, 就算內地進行政治改革, 也不可能採用香港模式作為藍本,
在一國兩制下, 兩地的法制及政制截然不同, 根本無法融合, 如果將香港的管治制度及體制推行到全國去, 內地憲法及法制便要來個翻天覆地的全面修改, 首先要廢除的便是一黨專政, 但這可能嗎?
香港與澳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因應回歸後兩地融合而定下特區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時限, 至於五十年後又如何, 誰也答不上, 可以理解的是, 如果管治不生大問題, 五十年後不變的政策應該可以延續下去, 但是如果在這五十年內的管治發生重大問題, 那這五十年不變的延續肯定會產生變數, 甚至會提早結束這五十年不變的時限,
所以意圖改變香港現狀, 以及將香港經驗 " 幅射 " 到內地去, 這是無視香港衹是小小一個特區, 在經濟改革方面內地可以借鏡香港的經驗與資源, 但在政治改革方面, 不能奢望可以影響到內地跟著香港的 " 經驗 " 走,
香港回歸才18年, 在中國的土地上推動民主改革衹是起步階段, 成果如何尚是未知之數, 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中央對特區首長的政治效忠要求實無可厚非, 現今單就特首普選的政改已生出這麼大的爭拗, 甚至引起社會騷亂, 教內地如何看待 " 香港經驗 ", 政治是協商的藝術, 在特首普選問題上泛民黨團一意孤行, 拒絕妥協, 令內地對香港政改有所保留,
但是如果選出一個難以為中央接受的特區首長管治香港的話, 對香港絕對沒有好處, 地方與中央政府爭拗, 吃虧的總是地方政府, 不要以為在一國兩制下, 地方便可凌駕於一國, 這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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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沈大偉：我爲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5年03月7日 [ 儲百亮 ]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17/c17shambaugh/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也是美國最著名的當代中國問題專家之一。他在中國也頗有名氣。中國翻譯幷出版過他的著作，官方媒體也援引過他的觀點。《人民日報》海外版還介紹過他；今年1月，在中國外交部下屬的外交學院，研究人員把他列爲“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的第二位，僅次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戴維·M·蘭普頓(David M. Lampton)。
沈大偉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的一篇文章引發了激烈辯論，這篇文章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共產黨可能遭遇的覆滅“也許會是漫長、混亂、暴力的”。有些專家贊同他的觀點，即在中國那有序而繁榮的面具下，掩蓋著執政黨面臨的重大風險。也有人認爲，與沈大偉的看法相比，中共在政治和經濟上更爲堅挺。在本次采訪中，沈大偉回答了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問題：
問：幾年前，你出版了一本名爲《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書，强調了中國通過學習和適應，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其問題，比如腐敗和受到削弱的權威等等。對于中共繼續掌權的長期前景，你做出的最新評估顯得黯淡了許多。是什麽讓你改變了看法？
答：我那本關于共產黨的書完成于2007年，在2008年出版。出版年份很重要。正如你所說，當時我重點對中共采取的一些“調適”措施進行了分析，中共采用這些措施來實現合法化、重新制度化，幷進行自救。我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調適的原因——這主要是中國研究蘇聯和其他列寧主義國家的崩潰的結果，而且也因爲我研究的那段期間，中國最高領導層有人推動這些措施，特別是主席和党總書記江澤民，以及他的盟友、副主席曾慶紅，他們研究蘇聯倒臺教訓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中共必須采取有所改變的積極領導方式。
所以，這本書側重在中共當時進行的“調適”上。但別忘了書名中的另一個詞：“收縮”。這個詞很重要，我當時說，一黨列寧主義國家和其他獨裁國家都會在後期出現收縮狀態，這是正常的、自然的，一向如此，現在我也仍然這樣認爲。而問題是：列寧主義政黨要采取怎樣的措施來應對收縮，延緩不可避免的衰落？基本而言，他們可以采取被動和防禦性的做法——進行壓迫式的統治——也可以采取主動和動態的方式執政，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從大約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後一種方式。但我認爲，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
你可以非常精確地說出逆轉的時——2009年9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届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結束第二天。這個會議的主題是“党的建設”，它做出了非常進步的“决定”，基本上就是把曾慶紅和黨過去8年采取的所有措施納入制度。當時我住在北京，在看到這次會議的報道時，我心想，“太棒了！”
但實際情况幷非如此。因爲在前一年的春夏，西藏和新疆爆發騷亂期間，中共實際上已經變得非常緊張。所以，我猜測，這個會議的文件是前幾年改革工作的某種總結，必須發布出來，因爲它的籌備工作已經進行了近一年，而且對中共而言，要改弦易轍，轉向嚴厲的壓迫式統治，幷放弃積極的政治改革，這樣的事情畢竟難以宣諸于口。但事實就是這樣的。
對于他們改弦易轍的原因，我的看法基本上是這樣：党總書記胡錦濤不必再應付曾慶紅了，而一些强大的、可以在控制過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機構聚到一起——宣傳部門、國內安全部門，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和國有企業，我稱他們爲“鐵四角”——說服了胡錦濤，如果不進行嚴厲打壓，幷且在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會失去控制權。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不過在中國政界，用官僚因素來進行解釋通常是很重要的。這裏面還關係到巨額資金，由于采取壓制措施，這些官僚機構的預算都出現激增。
因此，對于中國和中共的統治戰略和戰術，我的看法發生了轉變——這純粹是因爲中國和中共發生了轉變！關注中國的觀察家們都不會堅持那些已經失去實證基礎的論點。其實在過去五年中，我一直在就這個變化公開發言、教學、發表文章。如果中共能回到曾慶紅式的政治體制改革上，我會是第一個鼓掌的人。中共不是沒有選擇。打壓可能是它的“默認模式”，但這不是唯一選擇。它還可以采取開放姿態，主動管控政治變革。
誠然，如果他們嘗試那麽做，也仍然不能保證能够控制這個過程，改革可能會導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們無論如何都會下臺，就像蘇聯那樣。因此，這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一種進退維谷的局面。他們要麽通過壓制來自取滅亡，要麽采取開放姿態，但這樣也可能導致自己的覆滅。
但事情不是這麽簡單。也就是說，即使他們放鬆了壓制，也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中共。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大出血，到了他們可能無法扭轉或阻止的地步。而這也就是精英大批離開，經濟中的系統性陷阱出現的時候。我認爲，導致公衆對這個政權不滿的其他因素還包括，社會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給不足、污染無處不在，以及工資隨著經濟增長放緩而停滯不前。所以我認爲中國共產黨進入了“最後階段”。但是和《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標題相比，我對于中共收縮、衰落的這個漫長過程的看法，要更加細膩微妙一些。
問：2012年成爲中共領導人以來，習近平有什麽方面最出乎你的意料？當時，你曾判斷他很可能因爲競爭對手和黨內元老的影響而受到束縛。這一點似乎幷未成真，至少到目前爲止沒有。
答：實際上，在大多數方面，習近平幷沒有讓我感到驚訝。十八大的時候，我是少數幾個撰文指出以下觀點的觀察者之一：我們不應該指望習近平展開改革，而且2009年以來我們看到的情况，也很可能會愈演愈烈。
我想，事實正在證明我當時的判斷基本準確。不過，習近平的確有一個方面出乎了我的預料，那就是他鞏固自身作爲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權力的速度。與多數觀察中國的人士預計的一樣，我本來認爲會有一個兩到三年的緩慢的權力鞏固過程。真實情况顯然與之不符。然而，就像我在《華爾街日報》文章中寫到的那樣，我們不應該混淆習近平個人權力的鞏固與黨的總體生命力，甚或是混淆這種鞏固與他個人對權力的掌控。在我看來，這兩者都相當脆弱。
問：你提出，習近平决心不去重蹈戈巴契夫的覆轍，但他還是可能最後産生戈巴契夫那樣的效果。可以解釋一下其中的理由嗎？在我們的觀念裏，戈巴契夫是一位較爲開明的領導人，不管怎麽說，他開闢了政治松綁的道路，而習近平似乎很反對這樣做。那麽，這兩位元領導人的命運可能會發生怎樣的重合呢？
答：我的文章裏在這方面的看法相當地簡單：習近平之所以對戈巴契夫在蘇聯的改革深惡痛絕，而且毫無興趣進行類似的改革，是因爲他認爲這些措施會導致黨和國家的崩潰。我的看法是，通過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進行嚴厲的壓制活動，他或許會得到同樣的結果。我認爲，壓制正在讓本已出現問題的體系嚴重承壓，很可能會加速它的崩潰。正是基于這樣的理由，我將習近平拿來與戈巴契夫進行比照。兩人殊途同歸。
問：當評價中共對民衆及黨內上下的掌控在不斷减弱的時候，你寫到了自己的一次參會經歷。會議無聊至極，而體制內學者似乎跟你一樣厭倦。不過，在胡錦濤執政時期，他們肯定也這麽機械吧？黨正在傳播一些較爲宏大的概念，尤其是在習近平治下，它們難道不會對許多人産生某種向心力嗎？比如，黨宣稱，只有自己才能給中國帶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進而讓國家變得繁榮富强。
答：我在文章結尾說的是：“未來，中國觀察人士應該關注這個政權實施控制的工具和那些被指派使用這些工具的人們……我們應該拭目以待，有一天，這個政權的宣傳機構和內部安全機器在執行中國共產黨的命令時開始鬆懈——或者他們開始認同异見人士。”
我說的是未來這個政權的執行機構在執行命令時變得鬆懈的可能性。我幷不是說宣傳機構、媒體、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監控人員以及公共和國家安全機構現在已經如此。迄今爲止，這些執行機構沒有表現出鬆懈或公民不服從的迹象。
你指的似乎是我對體制內“知識份子”的看法，以及他們“機器人”般的行爲——我同意你的這個說法——是否比胡錦濤統治時期更加明顯。是的，我認爲確實如此，而且自從習近平上臺幷于2013年夏天發起群衆路綫活動以來，在更加因循守舊的方向上發生了一次質變。
我每年參加好幾次這樣的會議——2014年參加了五次，其中三次是中央黨機關主辦——多年來也一直如此，這對我觀察中共“知識份子”和幹部長期的行爲變化特別有利。我從2009年到2010年都住在中國。除了“民族復興”的說法，我不認爲習近平的口號，以及你所說的“更爲宏大的概念”，引起了全體民衆的共鳴。在中國與我交流過的人裏，根本沒人被宣傳系統提出的大量口號所“鼓舞”，雖然許多口號據稱來自習近平本人。
民族振興的叙事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我要提醒你，自清代以來，幾乎每一位中國領導人——李鴻章、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直到習近平——都强調了這個文化基因。因此，這幷不是習近平特有的。重新强大起來，在世界上獲得尊重，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人的最强烈的渴望。
人們似乎還非常反感圍繞習近平建立的越來越嚴重的個人崇拜，以及他對集體决策和協商一致的慣例的打破。自從毛澤東時代完結以來，中國的領導人一直努力建立和維護這種慣例。
問：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針對异見人士、獨立公民組織以及大膽前沖的新聞媒體發起了强大的攻勢，你也寫到了這一點。你爲什麽覺得這最終會讓中國共產黨自食其果？目前來看，政府似乎消滅了許多潜在的批評或反對聲音的來源，也沒有引發什麽嚴重後果。你認爲這種情况會發生改變嗎？
答：請看我之前的回復，我提到了打壓行動對體制造成的壓力，以及密切關注這些領域打壓行動的執行機構的必要性。如果——我是說如果——他們的行動開始鬆懈，中共的體制就會迅速瓦解。但就目前來看，就像你一樣，我發現我所說的“打壓機構”相當强大，有效地開展工作。這對中國來說幷非幸事，但現實就是如此。
問：如果中共選擇一條政治自由化的道路，結果可能會怎樣？你說這是習近平避免垮臺的最大希望，而且他可以恢復對更大的參與度和開放度的嘗試，就像江澤民甚至胡錦濤執政時那樣。但中共領導人似乎確信，政治自由化會激發一些社會需求和壓力，讓自己走向滅亡。所以說，如果實施政治自由化，他們注定在劫難逃嗎，而如果不實施政治自由化，是否也是同樣的結局？
答：回顧一下中共2000年到2008年在做些什麽。可以想象，中共可以帶領中國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强政治開放和改革，同時不會失去控制和權力。根據我對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瞭解，我認爲與他們現在正在實施的默認的打壓選項相比，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好得多的選擇，雖然這一點也幷不確定。因此，我希望這種情况會發生。
但實際上，我非常懷疑它能否實現，原因是習近平、劉雲山——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中共領導人——以及其他領導人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式。不過，我要指出，自從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政治經歷了一系列開放和封閉的迴圈（中國人常說的放和收）。正常情况下，開放階段會持續五到六年，封閉階段會持續兩到三年。我們目前在一個“封閉”階段的第七年。樂觀人士會說，我們早就應該迎來一個開放期了！我想要保持樂觀，但遺憾的是，我的分析判斷却讓人難以樂觀。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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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發文駁沈大偉稱 中國不會垮
美國之音中文網 2015年03月13日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scholar-china-is-not-going-to-collapse-20150313/2678815.html
美國權威的中國問題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預測中共統治進入“殘局”（endgame）的文章激起波瀾。中國官方《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反擊說，一個“溫和派”美國學者如今也唱衰中國，說明“我們對西方的防範既不可過頭，但也絕非可有可無的。”同時，澳門大學政治學者陳定定（Dingding Chen）3月10日在美國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網站也發表英文長文，題為《對不起了美國，中國不會崩潰》。
陳：中國崩潰跡象不存在
從題目可看出，這是一篇反駁沈大偉的文章。不過，與《環球時報》的政治批判不同，學者陳定定逐一分析了沈大偉提出的中共統治進入最後階段的五大徵兆。陳定定聲稱，在中國最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問題上，沈大偉的事實不正確，解讀有瑕疵，並在此基礎上得出了他的錯誤結論。
沈大偉列舉的五個愈來愈明顯的“裂縫”之一是中國經濟精英把子女和資產轉移到海外。陳定定說，這些富人實際上還是在中國做生意並看好中國的發展，他們轉移資產是為了逃避反腐而不是擔心國家發展前途。他還提到，最近愈來愈多的留學生“海歸”中國。
沈大偉提到的第二點問題是習近平上台後對全國各界加緊政治打壓，這反映了政府缺乏安全感和自信。陳定定反駁說，和胡錦濤時代相比，這方面並沒有多大變化。作者質問說，人們可以爭辯說，自從1989年以來，中共一直缺乏安全感，“當前有甚麼特別之處預示出黨的殘局？”
在第三點，也就是沈大偉觀察到的中共官員死板僵硬、無精打采的現象，陳定定在他的文章中說，很多中國官員一直是這樣，這沒有甚麼新鮮的，支持不了“中國崩潰”論。
就第四點，也就是中國腐敗橫行以及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具有“高度風險”，陳定定反駁說， “反腐運動到目前為止一直很成功，主要原因是獲得公眾支持。腐敗官員也知道這點，所以他們無法反擊。”
沈大偉說，中國社會顯現的第五道裂縫是經濟陷入各種體制陷阱而且沒有容易的出路。陳定定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不等於經濟崩潰，而即使有嚴重的金融崩潰，也不意味著一定發生大面積社會動盪。他認為，中國人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在分擔經濟減緩後果時出現嚴重不公平，才會引起民憤，而即便出現嚴重經濟危機並導致嚴重不滿，也不等於會爆發起義。
這位澳門大學政府和公共管理學助理教授說，很多學者認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完全依賴經濟業績，而這種假設是錯誤的。他說，中國人除了經濟增長，還關心教育、環境、腐敗和司法公正等問題，“只要中國政府認真處理這些領域的問題，共產黨就會繼續得到高度支持。”
陳定定還認為，即使有政治動亂，也不等於中共政權會被推翻。他寫道，“中國今天的政治反對派在哪裡？政治反對派是否享有廣大中國百姓的普遍支持？有沒有任何領導人想扮演戈爾巴喬夫的角色？所有這些因素在中國都不存在。”
陳：多數中國人不響往西式民主
陳定定稱，沈大偉在他的文章中暗示，如果中國不採納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中國和中共就會崩潰。但是陳定定對多數中國人是否響往西式民主提出了質疑。他說，他本人的調查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最自由派的中國人中間，只要中國政府在處理腐敗、環境污染和不平等問題上工作做得不錯，他們對自由和民主的願望就會迅速消褪。民主被視為手段，而不是目的。”
陳定定斷言，中國不會迅速崩潰，相反，“一個強大、自信、張揚和威權式的中國將會存在相當一段時間。因此，有關中國的討論應當考慮到這一現實，而不是幻想西方為中國設計的願景取得勝利，不管這多麼的可能讓人不舒服。”
目前任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項目主任的沈大偉去年6月也曾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文章。他在那篇文章說，中國的強大是一種“幻想”（illusion）。他說，很多人都預測中國巨人的崛起，並主張要適應中國成為全球大國的現實，“這種看法可以理解而且很普遍，但它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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